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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合作的制度基
《博弈与社会》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更好地合作，这当然是我写完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其实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反思经济学。经济学研究什么？我们过去讲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市场均衡，我觉得这些定义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导性。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我们知道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动物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化，除非人类对它们进行了驯化。今天的人和一万年前的人不一样，一万年前人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这些都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说人类的合作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今天用的几乎任何一个东西，它的生产过程一定是全人类合作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地区生产的，所以它的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这就是我们人类之所以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取得这么大进步的原因。
人类的合作遇到两大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囚徒困境”，或社会心理学家讲的“合作困境”，这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带来的问题。
人类合作的第二个困难来自人类的无知。我们经常想办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但结果可能并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好比父母非常爱儿女，但是好多儿女的悲剧恰恰是父母导致的，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很多。这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表现。计划经济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有一个集权机构，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资源禀赋，搞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计划，就能避免所谓的市场经济弊端。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非常幼稚，但是几十年前，我们就是那么幼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恰恰相反，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计划经济。上世纪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宣称他证明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之后他的理论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连萨缪尔森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怀疑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无知和“囚徒困境”给我们人类的合作带来很多困难，甚至灾难。人类创造的很多制度，就是为了减少人类的无知，为了解决人类合作中面临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社会合作的困难
我用一个简单的博弈给大家讲一下“囚徒困境”问题。设想社会由两个人组成，甲和乙，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产权；另一个选择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比如偷窃。这样，社会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如果两个人相互尊重产权，每个人得到2的报酬；如果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互相偷来偷去，每个人都没有报酬；如果甲尊重产权，乙不尊重产权，从事偷窃，这时候甲就吃亏了，得到-1的报酬，乙得到3的报酬；或者，如果甲偷窃，乙尊重产权，甲得到3 ，乙得到-1。
容易看出，对个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别人尊重产权自己偷窃，其次是两个人都相互尊重产权，再其次是两人都偷窃，最糟糕的是你尊重别人的产权，别人不尊重你的产权。因此，在每个人来讲，无论别人尊重不尊重产权，自己最好不尊重产权，结果是两个人都得到0 ，而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尊重产权的话，每人可以得到2 。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或者叫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偷窃，集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尊重产权。
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可以理解为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不一致：事前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许诺尊重产权，如果对方也做出同样许诺的话；但是，到了事后，每个人都可能没有积极性履行诺言，即使对方选择尊重产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矛盾或者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我们知道个体理性产生了“善”的观念，集体理性产生了公平、正义的概念。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自己得到好处呢？你只有平等地对待别人，你才能够得到自己的好处。由此产生对制度的需求。如果一个制度能保证对每个人来说，事前的理性选择也是事后理性的选择，我们就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用博弈论讲，制度是人们达成的一种“承诺”（commitment）。
社会合作的游戏规则
人类从生活的实际中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合作困境，也就创造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这些制度我们可以划分为好多类。
第一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人类创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制度，大卫·休谟认为它是三大自然法则的第一法则。有了私有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个博弈就发生了变化。产权是一个自然权利，高于国家、高于政府，产权制度其实先于国家、先于政府而存在。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我们现在谈国家领土的主权，但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就是因为人类有普世价值。国家之间领土权其实与个人之间的财产权遵守的是同样的规则。我们中国人说钓鱼岛是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先占规则”，即谁先占有就是谁的，这是普世价值。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国际上的领土争端也就没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就没有可能。我再强调一下，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人类就会陷入霍布斯讲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其次说法律。我在书里对法律有大量讨论，法律本身就是为了协调预期、促进合作而制定的。一个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万一事后有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付账或者生产假冒伪劣怎么办？签合同就是双方为合作做出的承诺。我们让公司上市，让股权分散，这是对所有人都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合作创造的财富。这样的合作要求大家都尊重产权，但是如果事后有人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怎么办？我们有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囚徒困境。法律本身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
促进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制度是社会规范。法律由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制定，并且靠国家的武力强制执行，好比法院判定了你不遵守，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与此不同，社会规范没有集中的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它从无数人参与的无数个重复博弈演化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执行者。但社会规范没有国家暴力做后盾，只有变成大家普遍认可的规则，每个人都觉得应该遵守它，而不遵守会受到其他人的谴责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执行。我在书中分析了什么条件可以保证社会规范作为“纳什均衡”出现，这些条件要求对大部分人而言，给定别人遵守，不仅自己遵守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谴责和惩罚不遵守的人也是最优的。如果大部分人预期别人会遵守，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大部分人的谴责，少数人的违规并不能破坏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法律和社会规范并没有很明确的界限，我们国家在传统上讲的是“礼”，它是克服中国人的合作当中的囚徒困境的主要制度。礼是什么？礼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混合，礼有很多来自民间，大量也是由民间执行的，但礼的一部分是通过政府执行的，如不孝之子会受到官府的鞭打。我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儒家社会规范。
伦理道德也是社会合作的重要制度。在有些情况下，道德伦理只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是从小受教育的结果。生活中我们有不少骗人的机会，我们不骗人可能是害怕法律的惩罚，也可能是担心舆论的谴责，但无论如何，总有些情况是因为骗人会使我们良心不安，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按道德伦理行事不是不理性，道德本身是理性的产物，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有道德的。如我前面讲的，理性本身是善的源泉，一个人只有善的概念才能考虑相互之间的公平对等。
市场经济是合作制度
前面讲到，为了人类的合作，人类创造了很多制度，这些制度我们称为“游戏规则”。我现在要专门讨论一下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它是经济学家研究最多的制度。
人们对市场制度有很多误解，有些人说市场就是让你追求私利，尔虞我诈，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是什么？让人类更好地合作！而且目前来说，市场也是人类合作的最有效的制度。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主导着全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与我们发生直接和间接交易的大部分人我们都不认识，甚至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这个东西是某某企业生产的，但你不认识它的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确实是出于私利而生产，但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地生产给你带来好处的东西，必须使你满意才能赚钱。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谁还能想象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把合作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技术就越先进，进步就越快，新产品就层出不穷，财富就越多。我还必须强调一点，市场化也是道德的基础。
市场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无知”和“无耻”的问题。我曾说过，人类犯错误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是人类最大的灾难。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市场竞争就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
另一方面，市场也是减少人类无知的激励机制。生产需要大量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许多人手中，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成本。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假定经济是静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求是早就规定好的，资源和技术也是事前给定的，以为计划机关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人的信息加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传递信息，减少了人类的无知。企业家要赚钱、要成功、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足够大的能力和积极性收集、加工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事实上，信息也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是主观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客观的。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人类知识的进步。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警觉和想象力判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价值，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用盈利与否衡量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避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参与者之间传递信息，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市场上人们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你做的什么坏事市场都会记下来，你做了什么好事它也会记下来。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弈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
市场之所以能扩大人类的合作范围，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第一是自由，好比消费者买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择，生产者生产什么也是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市场就不会存在，互利合作就没有可能。第二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人的自由的保证，没有私有产权，人不可能有自由。如果一个经济当中有大量的特权阶层，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如果自愿交易的合约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可能有通过分工而合作的积极性。产权不仅指有形资产的产权，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产权，如知识产权和商标。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基础。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市场不会自己行为，能让市场行动起来的是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制度。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富企业家精神，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才发挥到极致，从事于创造价值的活动。全球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宪政和民主制度
人类为什么要政府？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更好地合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护个人平等的自由，因为只有安全和自由得到有效保证，人类才有可能合作。但另一方面，一旦政府存在之后，它很可能变成侵害自由、侵害人类安全、破坏合作的一种力量。为什么呢？政府也是人管理的，与普通人不同的是，管理政府的人具有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权。所以怎么去约束政府就变成至关重要的事情。怎么约束政府？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靠上帝、靠个人德性、靠宗教，在这些都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选择建立新的政府，并且设计制度，把政府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就是宪政和民主。
所谓宪政是什么？就是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行为，不能有超越法律的权威，或者说，任何的政府权力都是由法律明确授予的。民主更多的是指公民投票选举政府领导人，也就是“权为民所授”。民主制度如果没有宪政约束就可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是希特勒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搞民主先从宪政开始。
但是宪政也是其他制度的需要，西方古代思想家大多数反对民主，但赞成宪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面的君主制是一种宪政，贵族统制也是宪政。他认为法律应该是最高的统治者，如果君主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君主制就蜕变为僭主制；如果贵族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贵族制就蜕变为寡头制。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里主张的所谓“三权分立”，指的也是君主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他最推崇的是英国当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现代民主制度。
约束政府首先从建立宪政和法治开始，这是英国的历史，也是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不只民主制度需要宪政，君主制也需要宪政，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认为宪政会削弱政府的力量，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宪政约束下的政府。这是因为，自有了政府后，人类最大的博弈是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即使专制体制下百姓也可以选择不合作（消极抵抗） ，得不到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强大的政府。政府怎么让百姓信任呢？只能用制度约束自己。宪政和民主类似政府对百姓的承诺。在宪政和民主下，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的敬重而不是恐惧，人们从内心里觉得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应该遵守，人与人之间也就更愿意合作。
中国社会道德危机的原因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促使人们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但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的判断。那个时候，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拍手称快。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但无须讳言，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是，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的发作。道德的破坏容易，恢复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正如俗话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五十年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消灭私有产权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这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一个一切财产归公的社会，人们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会表现施济的善心。
我们再来看现实，今天中国坑蒙拐骗这么多，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得不到尊重，人们没有稳定的预期，只愿意玩一次性博弈，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当一个煤矿的开采随时可能被政府叫停的时候，矿主怎么有积极性投资昂贵的安全设备呢？另一方面，人们的道德行为也与社会是否公平有关。当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
严重的语言腐败也在毁灭人的道德。语言腐败就是通过在词汇上偷换概念来为不正当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冠善行以恶名，或冠恶行以善名。语言腐败带来什么后果？一个后果是道德堕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过，如果一个人堕落到宣传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人类的合作从语言的表达开始，言行一致是道德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从心理上拆除了道德藩篱。
道德危机也与我们社会中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有关。一个正常社会，合法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二者应该是统一的。合理性也可以说是符合自然法精神，是“上帝”给我们规定的法则，或者是有利于人类合作、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合法性是指符合政府规定的法律和政策。政府的法律一定要符合“上帝”规定的法律，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的合作。
制度企业家
总结一下，我们只有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合作型社会，我们才可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才真正能够提升，我们才能真正有博爱之心。只有实行真正的宪政和民主，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公平正义，中国人才能活得有尊严。而要完成这样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商界的企业家，也需要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可以包括实践型的政治企业家，像邓小平这样的人，也需要理论上的制度企业家，他们承担着改变人们的观念、推动游戏规则变革的责任。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等思想家，就是杰出的制度企业家，我们今天生活的文化、游戏规则很大程度是他们制定的，但是被破坏得很严重。今天的学术界人士，有责任去担当起理论上的制度企业家的责任，即便每个人只能做小小的贡献。
